在诗人席慕蓉的眼里，“有缘的人，结成刚好的姻缘。” 

1978年-2018年，40年间沧海变桑田。这“刚好的姻缘”的婚嫁观念及彩礼、嫁妆、仪式又有哪些变化？

今天，我们走进老朱家、老周家……

资料图：2017年，120对浙大校友新人重回母校，举行成婚仪式，许下爱的诺言。

“一切从简”到“热闹即场面”

65岁的朱永贵是一名退休教师，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享受上了“记不清日子”的悠闲，但这个“记不清”不是健忘，而是不在意。

问起和老伴田翠英的婚姻，38年前的事虽已相去甚远，记忆却是清晰的。

“那时候讲究媒人说媒、递庚帖、认亲的习俗和规矩。”只不过遗憾的是，由于马上要入伍，朱永贵和田翠英并没有走到认亲这一步。

1977年初，朱永贵入伍，由于“害怕准媳妇跑了”，他会每个月给田翠英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问候家中老人，询问她的学习情况，鼓励她好好干活。

“那时通讯不发达，一封信寄出去，大概要一个月时间才能收到回信。收到回信之后立马又写下一封……”

1980年中秋节，借着向部队申请的十天探亲假，朱永贵和田翠英结了婚。

“说是结婚，其实就是两家亲戚一起吃个饭，一切从简。”他说，彩礼什么的就更不可能有了，甚至到现在，二人都没有一张结婚照。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夫妻结婚的普遍情况。

说到这，朱永贵有些遗憾：“我预备后年40周年的时候去补拍一张（结婚照）！

结婚40周年是俗称的 “红宝石婚”。在他的计划里，40年、50年、60年都要好好庆祝一番。

资料图：在床铺里洒上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暗寓“早生贵子”。　

随着日子慢慢好起来，老朱家的弟弟——1965年生的朱永民和妻子龙秀英的婚礼显得更为“隆重”。

1984年正月，朱永民带着一众亲戚朋友十余人，挑着猪腿、酒等见面礼，声势浩大地去龙家认亲。这些见面礼在龙家女儿出嫁当天会换算成价值相当的被褥、大米等礼品作为嫁妆。

老朱家是土家族人。他们认为，订亲订得热闹是好日子的象征，放鞭炮是热闹最大的体现。当时的鞭炮4块钱1万响，当天朱永民带了100块钱的鞭炮，一路放了两公里。

为了让场面看起来更“有排场”，朱永民还找朋友倒腾到了20颗自制礼炮，“五六公里外就开始放，她（龙秀英）在家里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他颇为得意地笑了笑。

资料图：挑着米酒、酸鱼等传统结婚礼物的送亲队伍。　

按照习俗，订完亲还有许多繁琐的礼节，单单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仪式，结婚前就有3场，当时他的工资是37块，普通家庭很难承受如此巨大的花销压力。

1986年九月初六，朱永民和龙秀英正式完婚，和哥哥朱永贵不同的是，二人拍了结婚照：穿上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到照相馆拍一张二人同框的大头照。

现在，两人的结婚照已经泛黄，龙秀英把它拍下上传到QQ空间，让它尽可能地保持住原样。

从“新旧三大件” 到“两大件”

离老朱家300公里以外的遵义，廖萍和周世华踏入了自由恋爱的殿堂。

1984年，廖萍考入贵州医学院。在一次老乡会上，她结识了隔壁班的周世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帅啊！”

每当谈起这段感情故事，廖萍的眼里闪烁着爱意。“读书期间，经常送送早餐，偶尔给他织件毛衣，慢慢地两个人就好上了。”

那个年代，没有热烈的追求，没有浪漫的表白，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感情到位就心照不宣地牵手了。

毕业的时候分配工作，两个人相约选择回到老家遵义，一个去了医学院，一个去了防疫站。

1988年，24岁廖萍和周世华步入婚姻殿堂。在周世华的聘礼中，出现了当时结婚风靡一时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只不过由于经济受限，收音机缺席了。

资料图：上世纪80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录音机组成的结婚必备“三转一响”。　

同一年（1988年），在浙江宁波的张维宁已经23岁了，朋友替他的婚姻大事着急，给他介绍了一个身边的姑娘陈芳菲，两人简单明了地开始了近30年的相伴之旅。

婚姻的旅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历史性”问题。比如，老一辈人并不愿意放手让子女的恋爱真正自由起来。

张维宁的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这本来是受过教育、更开明的一个群体，但他们所受到的开放教育远不如孩子们，自由恋爱兴起时，老人们是不适应的。”

在经济基础不够扎实的时候，张维宁保持着一个习惯：一定要让女朋友口袋里有钱装着。陈芳菲回忆：“月初有钱，月末没钱，他就算借10块钱也要让我揣在兜里。”

即便刚工作没有经济基础，但爱情可以克服。1992年，双方父母向自由恋爱妥协，张维宁小两口用手里的积蓄以及父母给的彩礼、嫁妆钱购置了新房。

和内地山区的廖萍夫妻不同，沿海城市的张维宁夫妇在家中添置了更为洋气的冰箱、电视机等一系列家电，而不是所谓老三件的“三转一响”。

资料图：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为上世纪90年代结婚的“三大件”。　

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当时是城市里新人结婚时购买的“三大件”，条件较好的家庭还出现了相对高端的组合音响、卡拉OK等设备。

现在，在老朱家和老周家的人看来，“21世纪结婚必备的三大件变成了两大件，那就是房子和车子。”

从“嫁给本地人”到“远嫁他乡”

进入新世纪，自由恋爱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反而父母干预儿女婚姻成为一种保守的做法。

2017年9月，福建泉州的马女士得知女儿正在以结婚为目的和来自河南的男朋友谈恋爱时，足足哭了一个星期。

一方面，马女士认为女儿应该嫁给当地人，知根知底，外地人摸不透；另一方面，女儿远嫁必然不能经常见面，远距离分离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资料图：成都宽窄巷子，丹麦小伙托马斯用中式传统民俗婚礼迎娶他的成都新娘金天。

“如果男孩子是真心对她好的话，应该祝福她，不然（你阻止她）以后过得不幸福，自己也会自责。”在家人朋友的劝说下，马女士最终接受了女儿远嫁的事实。

做好心理准备之后，男方给女儿夫妻俩在厦门买了小两居，马女士则给小两口置办了车子，为这对新婚夫妇送上祝福。

和马女士遇到相同烦恼的母亲们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映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的儿女们不再在家门口工作，结婚的对象来自天南海北。

到了今天，父母能参与年轻人婚姻的环节，只剩下婚礼筹办、习俗礼数的把关。同时，习俗、彩礼也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下发生新变化。

最近，朱永民和龙秀英因为小女儿婚事的事情陷入了冷战。朱永民认为，虽然孩子恋爱自由，但是婚事操办还是要按照老传统，提亲、认亲、订婚一样都不能少。

“他就是老古董，现在年轻人哪还搞这些古板的习俗，找婚庆公司置办得妥妥帖帖的，有些繁琐的习俗就该简化、省略掉！” 龙秀英认为，20多年前操办婚事的习俗已经不适合女儿这一辈年轻人。

城市蒙古族婚礼有传统更时尚。图为新人接受祝颂人祝颂。

当然，龙秀英还有其他的考虑。“她（女儿）嫁得远，按照老传统男方家庭要连续3年来女方家里拜年，多麻烦！”

在她看来，这些精力、时间、钱财，都应该花在经营婚姻生活的，而不是浪费在没必要的“习俗”上。

从“酒席式婚礼”到“个性化婚礼”

龙秀英所说的找婚庆公司办婚礼于上世纪90年代在大城市开始兴起，现在已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潮流。

上世纪80年代城市的婚礼什么样子的？1985年，当时还没有婚庆公司，徐立民所在单位是改革开放试点，在做企业文化工作之际，他策划了一场集体婚礼：12对企业职工一起举行婚礼。

现任紫房子婚庆公司副总经理的徐立民回忆道：“当时对婚礼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单纯的凭借着小时候在农村凑热闹时看到的成亲场景，再结合时代背景‘东拼西凑’地办了一场仪式。”

资料图：1990年,紫房子为7对煤矿工人举办了第一场集体婚礼。

“我们在党委、厂领导、工会和团委四驾马车共同努力下操办了今天这场婚礼，首先请我们的书记做主婚人，请厂长做证婚人……”婚礼串词带有浓烈的时代色彩。

紫房子是新中国第一家婚庆公司，1988年创办，1990年恢复老字号。1992年，徐立民调入紫房子正式成为专职婚礼司仪。

徐立民说，最初的婚礼仪式无章可循，他和同事们都是研习古时的习俗、西方文化以及借鉴一些文化作品慢慢琢磨出了一套仪式框架，“主持人开场白、新人入场、证婚、交换信物……礼成。”

现在婚礼上必备的一项“交杯酒”环节就是徐立民借鉴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渴望》融入到婚礼仪式中的。

资料图：上世纪90年代，新人在婚礼上喝交杯酒。

随着观念的变化，婚礼形式在不断变化。现在年轻人大部分追求个性化婚礼，都想让自己的婚礼与众不同。

以往酒席式婚礼，仪式感是核心，现在90后则更加愿意自己成为婚礼展现的核心，在抖音上刷到过游戏、宫廷、卡通等不同主题的婚礼成为很多年轻DIY自己婚礼的参考。

以往西式婚礼市场独大，现在一些有着环保、公益主题的求婚仪式、婚礼成了新风尚，复古婚礼也开始流行。

资料图：2018年“新福州人”集体婚礼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图为百对新人走过幸福门。

“真正有创意的婚礼应该是文化做出来的，而不是钱堆出来的。”谈到越来越追求创意的婚礼，徐立民表示，真正感染人的婚礼确实应该在风俗文化上下功夫。

2010年，徐立民给女儿策划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婚礼，其中，夫妻交换信物环节不单单是婚戒，还加上了如意和算盘。

“女儿送女婿如意，祝事事如意；女婿送女儿算盘，有赚了钱给老婆管、疼老婆的意思。”

徐立民说，追本溯源的“如意算盘”并不是贬义，孩子们的如意算盘，代表着小两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通过精打细算，生活怎么过得如意。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为化名）

原标题：40年，几代中国人的结婚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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