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国内主流媒体观点聚合：
如果4700万企业有“健康码”
最近，经国务院同意，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决定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简单地说，就是按照信用风险状况，将企业分为信用风险低（A类）、信用风险一般（B类）、信用风险较高（C类）、信用风险高（D类）四类，作为配置监管资源的内部参考依据。这相当于给企业添加了“健康码”：D类约等于“红码”，要严管；C类约等于“黄码”，要重点管；A、B类则约等于“绿码”。这只是一个类比，实际如何差异化监管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可以肯定，企业“健康码”会让守规矩的企业受益，让搞小动作的企业心慌。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已超过1.5亿户，其中企业4700多万户。相比之下，监管部门的执法队伍只是“零头”。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有限的监管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目前，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只作为内部监管依据，不对外公开。等到指标体系能准确全面反映企业信用状况了，建议监管部门考虑对外公开，方便群众监督。
年终奖与年假二选一，如何让劳动者敢怒敢言
近日，辽宁一公司年终奖励与休年假需 “二选一”被判定违反劳动法的案例引发关注。法律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这是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不与是否发放年终奖励等福利相捆绑。年终奖归年终奖，休年假归休年假，不存在以牺牲年假换取年终奖的道理。然而，涉事公司却要经两次法院判决才罢休，足见其法律意识淡薄、罔顾职工权益到了何种地步。
现实中，与用人单位的财大气粗相比，劳动者往往居于弱势地位，敢怒不敢言，只能无奈地服从单位的不合法规定。让劳动者敢怒敢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每一起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件依法判赔，更需要切实压实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
刘学州之死背后是一个个沉重的问号
2015年2月，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当前惩治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比如采取偷盗、强抢、诱骗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某种角度上，正是“卖儿卖女”现象的存在，让一些被拐儿童被解救后，可能面临亲生父母不想认领、收养户舍不得放、福利院不愿接收的尴尬，相关案件也陷入无法退回也无法前行的困局。不管什么原因，亲生父母卖孩子都是对亲情、人性、法律的巨大伤害，理应受到惩罚。
关注寻亲故事，还要关注被拐儿童的融入问题。有社会学研究者发现，寻亲成功后，被拐孩子与原生家庭的融入存在不少问题。对于这类现象，需要相关部门、救助机构、公益组织以及社会大众提供支持和帮助。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刘学州死了，但他留下的那些问号，应该一一被查清、求解。
抢票软件“VIP陷阱”何时休？
抢票软件设计“VIP陷阱”源于一种“欺诈逻辑”：先吸引消费者使用抢票软件，再推出具有“绑架”性质的“VIP服务”——不购买礼包意味着“本次抢票成功时间未知，无任何优惠福利”，让消费者作出错误判断购买“VIP服务”，抢票软件就会获取不当利益。在这一整套“欺诈逻辑”中，商家抓住了一些消费者希望比别人更快抢到票的心理，以“VIP”为噱头，让消费者误以为只要多花一点钱就能有购票优先权，就可以更快抢到票。
因抢票软件“VIP陷阱”涉及金额大多只有几十元，很少会有消费者主动报案，警方一般也不会立案。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抢票软件运营商有恃无恐，反复设置“VIP陷阱”牟取利益。抢票软件“陷阱”花样不断翻新，这就需要从制度到执法对其违规侵权行为精准治理，早日给这些乱象画上句号。
不能让“无底线营销食品”游离法治之外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严禁校园及周边的食品经营者采购、贮存和销售包装或标签标识具有色情、暴力、不良诱导形式或内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食品。
一些无底线低俗食品，其包装或标签标识具有色情、暴力、不良诱导形式或内容，比如，把口香糖外包装弄得像是避孕套，把棉花糖外包装设计成女性用的卫生巾。此类低俗食品大部分是三无产品，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还能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笔者认为，不能让无底线低俗食品游离法治之外，三部门联合下发专项治理通知，就是向低俗食品“宣战”，各地监管部门必须发力，坚决遏制低俗食品，以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舌尖上安全。
上游新闻评论编译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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