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你明天不用来了。”中年女子走到薛凌云跟前，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看着他说。

“您能告诉我原因吗？”薛凌云低声问她。

“我们员工反映菜不合口味。”女人面色凝重。

薛凌云不再说什么，他已经习惯客户的刁难。2016年，他瞄准团餐市场，开始创业。每个客户签单前，都有三天试吃期。

客户试吃失败后，薛凌云走出知春路银网中心大楼，走进马路对面的吉野家，点了一碗牛肉饭，呼呼地吃起来。

午后两点，约好的三个客户纷纷推迟了见面时间，他坐不住了，决定回家整理公司数据。

旁边就是海淀黄庄地铁站。薛凌云钻进十号线，倒两趟地铁，换到了昌平线。窗外的建筑已从之前的高楼大厦切换到低矮的工业厂房，经过一站地，人群哗地涌出来。

身高1米88的薛凌云也从人群中钻了出来，他将绕过地铁站附近新建的永旺商场和时尚谷，穿过马路，到达北四村。

北京昌平区北四村，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村。

从中关村到北四村

这是2016年12月底。薛凌云租住的北四村在北京北五环和六环间，是史各庄、定福黄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的统称，4个村子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型的城中村。

房客们有在中关村和上地上班的小白领，也有农民工、小商贩，这是北五环外一个有名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上一个是唐家岭。2010年，北京市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拆迁改造工程。在房东们发出搬迁令之后，许多房客在网上贴出转移的新地址：北四村。

按回龙观北四村史各庄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说法，北四村原村民不过700多户，但截至2016年底，居住总人口达到十多万，其中外来人口占五六万。

进出北四村，大部分租客会经过地铁生命科学园站，它是连接城中村和都市梦的通道，站门口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停着换乘的电动车和自行车。

“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在北京不管在哪儿挤地铁，我从来没挤过第二次”，薛凌云一上地铁，通常先把包抱在胸前，手机也搁在包里，下车时，乌压压的人往里挤，里面的人往外推，“如果速度不够快，就只能下站下了”。

他算过，上下地铁晚一趟到目的地就要晚十多分钟，他提醒自己不顾一切往前挤。结果是，挤了几年地铁，挤破了三部手机，屏幕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裂开。 

走出地铁，薛凌云立在寒风中给前同事打电话。“你考虑回北京吗？北京多好。”

挖人没成功，他看起来心事重重，现在公司组建团队，拓展市场，运营营销，全都是一个人在做，压力很大。

2011年，薛凌云从青岛的大学毕业到北京时，身上只装了100元钱。等女朋友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两人搬进了北四村的三一公寓。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500元，房租900元。

第二年冬天，薛凌云和女友领了结婚证，接着他又换了工作，加入一个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从底层销售做起，摸爬滚打两年后，晋升为城市经理。但三年后，公司资金链断裂，走向破产边缘。薛凌云从公司跳了出来，自己单干。创业几年下来，已经发展成七个人的团队。

在北四村住了五年。薛凌云也说不清这里的人是什么时候多起来的。只记得早几年，村里都是破旧的平房，村民开着小夏利在村头趴活儿；现在，“这边的人好多是包租婆和包租公”。

回到像抽屉盒子一样的出租房里，村子外的世界就跟他无关了。这里嗅不出繁华的气息，清一色的灰房子密密匝匝地排列，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包括年轻白领林雨妍和程序员杨泽。

23岁的林雨妍在上地七街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后，为避开晚高峰，她通常会走一站地到西二旗，再搭地铁回家，路程大约40分钟。

走到村口，她突然感慨：“有时候觉得这个村子的位置很神奇。那边是繁华的商场，这边是村子，中间只隔了一条街。” 

前年从安徽合肥一所“不是很好的大学”毕业后，林雨妍到北京培训软件开发业务，培训结束后留在北京找了份产品专员的工作，每月工资六七千。

杨泽比林雨妍早一年来北京。2014年的秋天，他从山西太原大学毕业，来北京找了半个月的工作，最后进了中关村一家“没啥学历和技术要求”的影视制作小公司，每月工资4000，两年半以后，公司就倒闭了。

2016年，杨泽花一万元报了一家计算机培训班，打算向程序员进军。培训班离北四村很近，杨泽庆幸不用挤地铁，看着每天无数人涌向地铁，他感觉“像是一群忙碌的蚂蚁每天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2016年底，杨泽去蓝色港湾过圣诞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彩票人生 

如果俯瞰北四村的一天，会看到如潮汐涨落，日夜迥异的景象。

工作日的清晨六点，人流从各个巷道汇聚到北四村的一条无名主街，再涌向生命科学园地铁站；晚上六点到十一点，人流从地铁站涌出，分流回各个巷道，隐没在视野里。天色暗下来，街道两排的商店相继亮起灯，整条街汇成一条灯河。

2016年底的北四村夜景。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永旺商场入驻前，北四村还是一片片低矮的平房，薛凌云每天都要跨过一个臭水沟子，踩着泥地回村。那时候“摩的”很多，都是加大加长的三轮车或电瓶车，十个人一座，一个人一块。 薛凌云舍不得花这钱，“累坏了才会坐坐”。

在他住在这里的五年里，村里的店铺几易其主，曾经的饭店变成了理发店，理发店再变成副食店。唯一没换的是主街上老张家的馒头店。不过，现在老张的房租翻了一倍，从900元涨到1800元。

星期五的白天，村里的年轻人上班去了，老张和儿子挤在狭窄的门脸里揉面，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馒头，和他们此时的清冷形成鲜明对比，20米外的彩票店进进出出的都是人。

这是东半壁店村的租客们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了。老板李农兴叼着一根烟说起附近卖手机的年轻女孩，“那小姑娘，往这儿一站，有多少张刮多少张。”据说，她一天刮掉五六百。 

下午两点，30岁出头的失业工人阿龙也钻进了彩票店，掏出一百元现金，买了10张“绿翡翠”刮刮乐，坐在凳子上就用啤酒起子刷刷地刮起来。

“选大公鸡的，最高中30万。”李农兴在一旁笑嘻嘻地说。

刮完后，阿龙数了数，中奖的有九张，金额加起来一百元。

“不赚不赔”，他自言自语道。

“老怕输干嘛，来这里就是娱乐”，李农兴说。

“阿龙就指这为生。”店里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插了一句。

“把我说成啥人了。”阿龙嘟囔着，走到李农兴面前，又掏出十块钱，买了五注大乐透，一屁股坐到开奖机下面。墙上的显示屏上提示着最近一期最高中奖金额是42310元。

大乐透十分钟开一次奖。店里的桌面上，刮过的彩票散了一地。

“姐，再给我来几张。”开奖最后十秒，阿龙吼道。他每个月有大半个月耗在彩票店。此前中过最大的一次是三千块。

阿龙挑选了四个数字后，最后一个数字，“4还是5啊？”他拿不定主意，伸头问旁边的人。那人笑着哼了一声，没回话，“4吧。”阿龙继续自言自语。

店里陆续进来三四个男人。阿龙掏出一支烟，点燃后抽起来。人越来越多，屋子里的烟味越来越浓。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开奖号码，阿龙皱着眉头。

两个小时过去了，阿龙面前的桌子堆满了猜过的大乐透纸片，他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数字，不时在纸上写下几串数字。

“距离本次开奖还有20秒”，开奖机里再次传出提示音。店里立马安静下来。

阿龙嘴角轻微抽搐着，不知道选择数字9还是10。他最后犹疑地选了一个数字，“7！7！”另一个双颊凹陷的男人大声吼着。“这次一定是11”，前面的数字对上了，店里每个人手里握着几张彩票，脸上带着紧张又兴奋的神色。

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乐透开奖机，又对了一下手中票上的数字。

“本期中奖号码是2，4，7，9，11。”

“操，差一个数！”

“本期销售结束，马上开奖，祝您好运。” 

买了几十注，一次没中，阿龙失望地离开了。从巷子里窜到另一条街上，到李现的副食店买了一包玉溪烟，又钻进另一条巷子里。

北四村的年轻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拆迁在即

40岁的李现一个人在店里。前一天，他老婆回了河南老家，照顾14岁的儿子。

在北京待了十来年，李现最早在肖家河那边开杂货店。肖家河拆迁后，他又搬到正白旗，结果又遇上拆迁，“那边房东催说赶快搬家，要拆迁了，挖土机开过来了”。

他只能继续搬家，听人说史各庄的房子便宜，就找过来了。进村一看：街上人挺多，年轻人更多，楼也不少，“肯定得有消费”。他“稀里糊涂”定下了这个落脚地儿，租金一个月1400元，屋内只有一个空架子，他花了两万元买杂货填满这个架子。

李现的杂货店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只有赶上年轻人上下班的时候，才有生意。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流水一千多，最差的时候，一天也就两三百。

每周末，村里的年轻人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后都到李现的店里，泡个方便面，吃根火腿肠。不过，他们不怎么跟他搭话，他整日看直播打发时间，“很解闷儿，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说什么的都有”，他喜欢跟主播聊天，给对方送免费小花，或者自己花10块钱购买1000块秀币（直播软件上的虚拟货币），再用秀币买鲜花送礼物给喜欢的主播。

李现羡慕北四村的房东，“租房子，收点房租，啥也不用干，不像外地人拼命努力”。他搬过来不久，就听到风声，说北四村要拆了。

昔日北四村夜景。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2016年年底，昌平区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2017年率先启动“北四村”等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议案。

北京晨报的报道称，随着2009年海淀区唐家岭改造，“北四村”的流动人口开始猛增，不仅人口倒挂严重，“北四村”还被列为市级治安交通消防乱点地区，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2017年昌平区要完成7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其中，“北四村”就有300多万平方米。“北四村”拆迁后，将用于生命科学园三期建设。

2017年1月，北京昌平区区长张燕友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称，2016年拆除的城北回龙观市场将作为“北四村”的回迁楼用地，计划在开春后启动建设。

在史各庄的贴吧里，一些年轻租客流露出对拆迁的担忧和焦虑，有人贴出拆迁的新闻，后面跟着一串回帖，“每年年底都是拆迁的新闻，心累”“你们都走我就不用早起坐地铁了”“说两年了，再等两年吧”“别了，史各庄。”

林雨妍在街边看到过北四村附近建设商业中心的规划图，但她没太把拆迁放在心上。“房东什么的都没有说”。

从外观上看，林雨妍租住的三一公寓算得上北四村的“豪华”单间。公寓是由以前的三一重工员工宿舍房改造而来，林雨妍住在三号楼，一共五层，每层住着二十户房客。公寓房租一个月1200，加上“杂七杂八的开销”，每月支出1500元左右。

她的出租房二十平米左右，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在一个空间里，室内空气不是很通畅，房间里放着一张浅米色布面沙发，白色茶几和衣柜和一张双人床。墙上贴着浅绿色的壁纸。

这间房子是林雨妍和男友装修过的，2015年中秋，他们搬过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不到三千块”，把室内装扮了下。2016年年底初见她时，她说不想搬离这，带着一丝侥幸，“一时半会儿拆不了，这么多店呢”。

如果真的拆迁了，林雨妍只能往昌平更偏远的地方搬。她身边很多同事或朋友都在北四村结婚生子，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买房问题，“即使买，也只能到燕郊了吧”。

薛凌云也算过一笔账，如果搬到市里住，一年开销将近10万元，“在老家都能买套房子了”。

“市内房价一天比一天高，只能往外跑，越远越便宜。”薛凌云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拿到投资，也住不起市里，跑到了沙河。“比这还远两站地。”

但到那时，杂货店老板李现不打算“迁徙”了，“市里又进不去，到太偏僻的地方也没啥意思，再拆就回河南了……”

穿过村里逼仄狭窄的巷子，这是一排出租屋。 

离开北四村

从村头到村尾，北四村的租金依次排列成一条向下凹陷的抛物线。当杨泽找房子时，沿着这条抛物线走过去，问过二三十家，价格也从九百多降到了五百多。

他的房间在公寓四楼走廊的尽头，每层楼有共用的厕所和浴室。2016年底，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一个初中同学，一个前同事挤在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三个人分摊一个月500元的房租，“对刚过来北京打拼的人算是合理了”，他很知足。

室友都在的时候，他们凑在一起打牌玩游戏，临睡前，杨泽会在手机上再看看学习网页前端技术的视频。

杨泽个性安静，他梦想去腾讯、百度、微软这种大公司，又觉得自己目前能力不足，英语是他“致命的弱点”。培训班的老师也对他说，这个社会更适合个性张扬的人。

半个月前，杨泽的一个初中同学说自己也在北京，俩人约着到颐和园聚一下。见面后一聊，才知道两人都住在北四村。

住在村里，杨泽心里倒没什么落差。每次坐地铁，看着窗外扫过的上地软件园各大型科技公司，网易、百度、联想、IBM，他想的是，“有一天我也会去那里（工作）”。

杨泽计划在北京待五六年，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希望”，他已经做好了挤地铁的准备。

而在北京待了五六年的薛凌云正向他的目标加速进军。2016年底，他已经签下了20多家公司的合作，“都是用脚跑出来的”。

刚来北京时，他曾连续一年多早上5点半从北四村的家里出发，搭地铁到团结湖，在大街上发传单做团餐推销，“扎扎实实做好几年才有现在的资源”。

他难以忘记，创业后接到第一单的情景：拿到佣金，“倍儿爽！”

2016年底的一天，薛凌云为2017年立下了个小目标：“明年挣个100万，组建100人团队”。随后，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接着又犹豫着，立马删掉了朋友圈。但第二天突然信心爆棚，“为什么做不到？必须做到”，他又发了一遍。 

薛凌云几乎天天约客户，谈生意。2016年年初，他坐地铁到国家会议中心见客户，到了目的地后，才发现客户被竞争对手开车接走了。一气之下，他回去和老婆商量，买了一辆几万块钱的二手车。之前租了几个月北京车牌，被人收回去了，新办的山西车牌还没下来，他的车停放在北四村唯一的停车场里，每月140元的停车费。

房间隔音效果不好，空气沉闷，薛凌云喜欢到车里待着，“视野开阔，能看到更多东西”，不过，在北四村的停车场里看出去，只有一排排公寓房。

薛凌云下班后坐在车里。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北四村，谈不上是家，“算是过渡区”，他现在租的地方40平米左右，两个房间加个走廊，每月1500元，房间里墙壁上贴着儿子的满月照和周岁照片。

在村里租房没有住房合同，房东一个月收一次房租。薛凌云暗自庆幸运气好，住的房子一直没涨价。但他老婆不喜欢这——冬天的暖气不够热，冷风从窗户缝隙灌进来，他们正谋划着搬走。

2016年年底，两人去看了一下橡树湾的房子，9万一平米，溜了一圈，“倍儿漂亮，哎呀买不起啊，得赶紧挣钱啊。” 

说完这句话，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沉默片刻，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我并不是过得不好，只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没做出什么成绩，我不想让人知道”。

那时，他也许还有些犹疑，不确定一年后的生活会是怎样——

2017年底，薛凌云挣100万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他在河北沧州买了一套房子，但公司的业务都在北京，他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发展。

半年前，孩子要上幼儿园，全家搬到了新住处，北京昌平区的一套小区房里。搬家没有不舍，“说搬就搬”，只是在北四村住了四五年，一下没有了夜生活，还有点不习惯。

去年培训结束后，杨泽进了一家公司做知识产权销售，最近，拆迁的消息又在租客间流传，他的一个朋友住在西半壁店村，已经接到房东通知，说要拆了。

杨泽也在忙着找房子，他不知道下一个住所会在哪里。

杨泽在村中废墟上打电话。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

原标题：镜相︱北四村的房客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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