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消息，关于玉，历代文人墨客可谓穷尽描摹与溢美之词。李义山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如梦似幻，摄人魂魄。白居易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如花美眷却天人永隔，令人心碎不已。元稹《莺莺传》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美人如玉，思之不见，又是多么令人惆怅。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何其高古而纯洁。
说到玉，首先得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玉？玉是透闪石、阳起石组成的微晶集合体，具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细腻温润，硬度很高。它的摩氏硬度为6—6.5度。而类玉石的硬度就低得多，比如琥珀只有2.5度，岫玉和蛇纹石为4.5度，松石为3—5.5度。因此相对于类玉石而言，玉又称为真玉。不过玉料中还有一种硬度更高的玉叫翠玉，摩氏硬度为6.5—7度。因此相对翠玉而言，玉又称为软玉，翠玉为硬玉。
在古代，玉器是非常珍贵的。就比如流传颇广的“完璧归赵”的故事，秦昭王愿意用十五城交换和氏璧，当然虽然他并不打算真的兑现。不过《左转·恒公元年》有真实的记载，郑伯用一块璧换取许国的一片土地。可以看出，在古代，玉甚至达到了价值连城的地位。
我国已知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距今约八千年，形状有斧、匕、玦和小管等。经过鉴定，这批玉器都是真玉，即透闪石软玉。
有意思的是，人类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崇玉的古文化还有很多，如美洲的玛雅文化、新西兰的毛利文化等，他们开发利用的主要也是真玉，其他美石则居于从属地位。
灵玉：以玉事神
距今五千至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红山玉器中以各种神化的动物形状最为引人瞩目。中国人历来被称为“龙的传人”，这就是源于红山文化出土的中国最早的玉卷龙。红山玉龙前部有大头，躯体卷曲，身姿与甲骨文的“龙”字一致。古人认为龙体应卷曲。《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亢龙有悔”。什么叫“亢龙”？“亢龙”即直龙。古人认为曲龙是正常的龙，直龙则不正常。所以历代皇帝的黄袍上面画的龙几乎都是卷龙。玉卷龙的形象相当稳定，历商、周直到西汉，在出土物中都没有很大改变。后世的升龙、降龙、行龙、蟠龙，均自卷龙演进而来，一脉相承。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卷龙
在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玉卷龙均出土于墓主胸前，当然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单纯的配饰。上溯至远古，此类玉件的地位是高不可攀的，佩戴者必然具有特殊的身份才行。《说文》曾有言：“灵，巫也，以玉事神。”所以这些玉龙应是死者（无论他是巫师还是酋长）生前的事神之物，是灵物。再如红山玉器中的勾云形佩、斜口筒形器、双联璧与三联璧等，如果不用于事神，也很难派上别的用场。至于出土的玉斧、玉凿等，尽管被赋予工具的外形，但当时都极其珍稀，与玉龙、玉佩等相类，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总之，原始社会晚期，玉器已成为在精神领域举足轻重，而在生产领域作用并不显著的一个特殊的器类。
这种情况到商代仍无多大变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墓中出土的璧、琮、圭、璋等物，均应含有基于某种神话背景而被认定的灵性。当然，和原始社会中的情况一样，商代也有若干可资实用的玉刻刀、玉容器等，但大部分玉器的原型仍然是从巫觋的道具中演变过来的，仍不妨称之为“灵玉”。
礼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周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西周初年周公就致力于制礼作乐。“礼起于俗”，不可能在一时一地凭空创造。同时周礼也曾因袭部分殷商旧制，即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另外，对远古流传下来的习俗，周人也有选择地适度保留。融会推演，形成了一整套覆盖起各种人际关系的礼。其内容繁琐，等级森严，名物制度，揖让周旋，都有明确规定，统治阶级中“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荀子·富国》）。在吉、凶、宾、军、嘉等典礼中，社会精英们都必须沿着礼所设定的轨道作惯性运动，不容差忒。这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曾起到重要作用。而玉器正是礼的载体之一。如周代分封时有“命圭”制度，“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为瑞”。“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甚至连并不被视作瑞玉的佩玉，也同样受到礼的制约。当时贵族的佩玉是以玉璜和玉管、玉珠等串联在一起的，身分愈高，璜数愈多，玉佩愈长，迈步愈不方便，行走也愈迟缓。
△周代的组玉佩
故有“改步改玉”或“改玉改行”的说法。在《礼记·玉藻》中，还对行走时玉佩所发之“玉声”提出要求，即诸玉件因自击而锵鸣时，尚须合乎音律，形成和声，且须在不同的步伐下与不同的乐曲相谐。其规定细致得不可思议。不过，尊礼、守礼毕竟不同于用法、用刑，它的强制性常常被用人类良知或文化自觉的面纱遮掩起来。思想家也对礼玉的性格从理论上加以提升。《荀子·法行》说孔子称玉有“七德”，《管子·水地》说玉有“九德”，《礼记》则说玉有“十一德”。说法虽不同，然而均不外将玉的物理属性与儒家的道德信条相比附，使礼玉的使用不仅顺乎天理、合乎舆情，而且充满了高尚的人格美。于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但这一切都是为礼，为巩固其等级制度服务的。故多数西周玉可以称为“礼玉”。
到了战国时代，列强争霸，旧时代用于维持秩序、保持稳定的礼乐文明，尽管“郁郁乎文哉“，却已经不再合乎时宜了。于是礼崩乐坏，走下历史舞台。
世俗玉：高级日常用品
在汉代，“灵玉”和“礼玉”的生存空间已被大大压缩。
汉代对待琮的态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西周时，琮是主要的瑞玉。至春秋战国，此物虽渐趋式微，但在随州曾侯乙墓等大墓中，琮仍出土于墓主头边，仍受到尊重。可是到了汉代，玉琮下面已被装上银鎏金四鹰足底座，成为一件小摆设了。此外，多璜组玉佩在汉代也基本消失了，除了在可以被视为“后战国”式的汉初南越王墓以外，此物较少被发现。大贵族必须小步徐行的周礼已无人遵守，朝臣也没有必要再戴着长长的叮当作响的玉佩了。
灵玉、礼玉在汉代逐渐淡出之际，却出现了新式的汉代葬玉。像用几千块玉片编成的玉柙，是汉代用玉量最大的玉制品。玉柙其实就是椑棺，即亲尸的内棺。使用玉柙是企图使尸体不朽，初看起来与灵玉的用意相近。可是汉代并没有死而复活或灵魂上天堂的观念，所以玉柙与事神之物并不相同。汉代的玉器，如玉剑具、玉带钩、玉胜、玉尊等，尽管不乏极精美者，有的与通灵演礼也不能说全无关系，却往往难以确指为灵玉或礼玉，大多数只不过是些高等级的实用品。因此从主流上说，汉玉可称“世俗玉”。
△汉代的玉柙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玉手工业落入低谷。魏文帝明令禁止使用玉柙，从此这种特异的内棺不复行世。这时组玉佩的制度也失传了。
隋唐时更重视金银器，出土的玉器不多，大多是些珍贵的日用之物。这时最值得注意的是玉带具。唐代前期三品以上官员可兼用金、玉带具，中唐以后则强调用玉，故达官贵人都重视玉带具。唐代玉器存世的数量虽不多，但带具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玉带具上应雕琢出什么纹饰，当时并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它们的造型也并不遵守礼制。所以和汉代相比，唐玉更是名副其实的世俗玉。
观赏玉：造型奇丽，体积庞大
唐以降，玉器逐渐向“观赏玉”发展。西安交通大学西侧出土的宋代“鹿鹤同春”白玉佩，背后透雕出交错的松竹，其前一鹿一鹤，顾盼生姿。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松下女仙图玉嵌件，女仙与侍女、仙鹤等都是高浮雕，背后松盖奇巧，祥云迷漫，呈现出纵深的立体感。
△松下女仙图玉嵌件，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种技法一出，在玉作工艺中遂引领潮流，迅速传开。金代的各式玉逍遥，元代的帽顶、绦环等，都追求这种效果。
△玉帽顶，元，上海青浦元·任氏墓出土
甚至在被讥为“粗大明”的明代，有些作品如北京故宫所藏葵式玉杯，外璧环绕一圈花草，穿枝过叶，颇感繁复，作为杯子，几乎没有下嘴的地方。过分奇丽的造型，已超出实用器的需要，似乎只在于炫耀琢玉的技巧，是谓“观赏玉”。
△青玉镂雕梗叶葵花杯，明代
清代玉器存世量大，有精品，也有不少平庸之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叛以后，产玉的南疆一带纳入版图，玉料供应充足，宫廷中更出现了超大型玉制品，主要是玉山子，如大禹治水图玉山、丹台春晓图玉山等。大禹治水图玉山所用玉料原重5吨多，成品高2.24米、宽0.96米，看起来就像是一幅立体山水画。
△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不过由于惜料，为了保持分量，减少损耗，琢制时只能“量材就质”，画稿不得不再三剪裁，多方迁就。这类制品之所以被人们看重，主要是缘于其块头大的骇人，身价高得惊人。就近观赏，会发现山子上的各组人物各行其是，互不相谋，不像是有组织的活动。大禹要是率这样一支施工队伍来治水，能不能成功就难说了。还有的宫廷玉器仅为投合某些人一时的趣味而制作，未脱俗气。比如今藏台北故宫的肉形石，是将一块带有成层之色条的类玉石，在表面打许多小眼，放佛是皮上的毛孔。再在顶层染色，造成有似熟肉的视觉效果。
△肉形石，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原标题：你知道一块玉的前世今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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