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士子晋身的“不二法门”。
不过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在1500多年以前，隋文帝杨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开皇九年（589）四月，南陈被灭，分裂了数百年的神州大地重归一统。随后，文帝迅速下了一道旨意。在诏书中，他历数前朝乱政，展望美好未来，表示眼下四海升平，率土大同，因此“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不过他同时也为勋贵子弟们指明了未来的出路，那就是“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
这道诏书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盘踞了数百年的门阀士族从此迎来了自己漫长的衰亡，一个崭新的人才选拔模式——科举，出现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此后学文章、考科举，成为后世学子的晋身正阶。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呼之欲出，那就是：我们究竟要学谁的文章呢？
江西省抚州市王安石纪念馆。王安石生于北宋天禧五年（1021），自幼聪慧过人，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凡见者皆服其精妙”。其领导的熙宁变法是北宋一代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政治改革运动
“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科举始于隋代，成熟于宋代。
从中唐到宋初，科举惯例乃是重辞赋、轻经义，说白了就是大家只关心你诗词歌赋作得妙不妙，不关心你四书五经读得好不好。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在《条陈十事书》中对此进行过批判，道是“国家专以辞赋试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取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识者，十无一二”，并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构想。只可惜后来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范仲淹被外放出京，科举改革之事，也就无疾而终了。
不过范仲淹的失败绝非偶然。自秦汉以降，各种儒家经典版本庞杂，各路大神更是纷纷为经义注疏，若以经义取士，就必然涉及一个尴尬的问题：以哪个版本为标准？以谁的解释为正宗？要知道，北宋直到真宗时期，才刚刚由朝廷校订了《周礼》《论语》等七家疏义，不要说考生难以阐述经学义理，就连考官想要在规定时间内批完这些考生的试卷并分个高低上下也是力有不逮。因此想要由诗赋取士转为经义取士，除非是朝廷能在一夜之间找到绝世猛人，匡正经义内容，建立评价标准。
北宋熙宁二年（1069），猛人来了。
这位猛士乃是江南西路临江军人，生于北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姓王，名安石，字介甫。自幼聪慧过人，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凡见者皆服其精妙”。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第四名，赐为校书郎；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上万字《言事书》，主张进行政治改革，无疾而终；嘉祐六年，王安石再上《上时政疏》，要求变法理财，依然没有被仁宗重视。两年之后，仁宗驾崩。
由于仁宗皇帝无子，因此他在死前过继了濮王之子，便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继位之后诏议崇奉生父濮王之礼，与群臣就“我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爹”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这便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濮议”。
北宋的国力，就在内斗中一点一滴地被耗尽了。
治平三年（1066），“濮议”终于告一段落，英宗得偿所愿，以“皇考”称其生父。然而原本就身体欠佳的英宗皇帝在这场论战中元气大伤，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其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而神宗即位后赫然发现，北宋三冗两积，国库空虚，甚至连赏赐百官和给先皇修山陵的钱都捉襟见肘！因此神宗皇帝果断决定，起用新人，进行改革。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再度上疏，呈《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次千里马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伯乐，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此开启，而变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四年，王安石大改科举制度，废诗赋取士之道，启经义晋身之阶。
他首先改革了考试形式，改革之后的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择一门“本经”，在《论语》和《孟子》中选择一门“兼经”，每科考试共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主要看考生是否通晓儒家经典，明其义理；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试策三道，考察考生能否经世治国，从经术中参悟治国理论。
改革了考试形式之后是确定考核标准，他确立了一种被称为“大义式”的短篇文章，规定文章字数不得超过500、文章标题不得偏离考生所选经书中的原文、文体形式必须属于散文式的议论体，考生要在文中紧扣经书内涵，阐明义理。为了给北宋学子们作出表率，他甚至亲自出手，撰写了十篇“经义式”范文，这十篇文章文萃斐然，说理严谨，堪称中国古代“申论”之典范。
而最后一件要做的事情，显然就是制定考试大纲了。熙宁六年，王安石颁行《三经新义》，对《周礼》《诗》《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此后北宋考生在科举中“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
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坛巨匠未曾完成的工作，就在短短数年之内，被王安石彻底搞定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到来。此后以考试内容固定、评价标准统一的经义考试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解，并最终在明朝形成了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科举应试文体——“八股文”。明代大儒王世祯曾坦言：“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八股文火了。
王安石却“凉”了。
谁的文章值得学？
熙宁变法阻力极大，王安石为了扫清障碍，在朝中四处出击，树敌无数。而以是否支持变法为分界点，朝中新旧两党攻讦不休，北宋的大规模党争，就此开始。北宋靖康元年，金人南下，开封被围，彼时朝中主政的新党因此而被攻讦不已，仓促之间登基的钦宗皇帝更是趁机向自己的父亲徽宗皇帝及其一众亲信大臣发起了清算，一时间朝中的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而是否要在科举中废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当时民间有一首《十不管》，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时的乱象：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于是就在一片混乱之中，金军于靖康二年（1127）再度南下，攻破开封，钦徽二帝被掳，社稷大乱。遭此剧变之后，南宋士大夫痛定思痛，总结亡国教训，终于统一了意见，将矛头彻底对准了新党。然而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在对新党进行深度批判之余，依然要猛挖思想根源，彻底肃清变法流毒，而王安石作为昔日变法的主导与象征性人物，顺理成章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最终甚至被定性成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大家高呼着“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口号，将一口又一口沉重的黑锅扣到了王安石的头上。
熙宁六年（1073），王安石颁行《 三经新义》，对《周礼》《 诗》《 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此后北宋考生在科举中“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
元明两代承袭了宋代理学思想，因此王安石依然还是一等一的罪人，时常会被大伙拿来作为反面典型。洪武皇帝朱元璋直言“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明代大儒罗钦顺更是将王安石的罪状与其文章直接挂钩，表示“有国家者，畏小人不可不严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冢宰罗整庵云，唐之祸乱本于李林甫，宋之祸乱本于王介甫，李之祸唐，本于心术不端，王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
于是从南宋到明初，王安石的文章只能“批判着读”。虽然大家偶尔也承认王安石的文章言简意赅、经世致用，但由于其“品行低劣”“学术误国”，还是不能多学的。
时间悄然而逝。
随着科举考试的日趋重要，对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要求极为严格的八股文，也终于展现出了自己僵化死板的一面。八股文除了格式要求极其严格之外，还要求“代圣人立言”，不仅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连议论部分也是篇幅受限，在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中，只有从起股到束股可以发表议论，每股又各由二股排比对偶文字组成。
既然考试形式如此死板，那么能用来考试的内容，又有多少呢？
很遗憾，四书五经加到一起，总计不过17万字。而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出题超过15万道。这意味着随着考试的进行，能用来出考题的内容，正在逐渐变少。
考试形式极其死板，考试内容又相对有限，这显然让不少天资不高、却肯下苦功的考生眼前一亮：那我在四书五经中逐句出题，提前做好，将其背下，岂不是迟早会有高中的那天？就算是今生与进士、举人无缘，混个秀才，那也是免除徭役、见官不拜的特权阶级啊！
一场内卷大赛，就此展开，而明代文坛风气，也被迅速败坏。到了明朝中叶，论及文章，则必言八股，文辞乏味，千篇一律。很显然，一场新的文学改革，迫在眉睫。
很快，明代的“古文运动”便开始了。最初发起“古文运动”的李梦阳等人主张文必学秦汉，诗必学盛唐，至于开天之后的各种文章，那都完全不够看，正所谓是“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平心而论，这些人的主张本身问题不大，《子虚赋》《上林赋》才气纵横、李太白杜子美光焰万丈，秦汉文章、盛唐诗篇确属巅峰之作，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就是这些诗文虽然好，然而大伙学不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人人都想做李太白，可中国上下几千年，也就只出了这么一位诗仙而已。而且千年以来，文辞字句变化颇大，一味学古，显然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能力之外。已经因此学来学去，大伙不得不低头认输，将目光放到了更近一些的唐宋文人身上。明代大儒唐顺之便指出；“文不能无法”，“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而既然如此，那就不如退而求其次，学学唐宋文章吧。
那么唐宋文章，要学谁的呢？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不可不学；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自然要学；欧阳修天下文宗，必须学！三苏父子行文纵横如空中布景，要学！曾巩乃是道学先辈，学！
还有谁的文章要学？
大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通晓经学，成就犹在三苏父子之上；才思敏捷，被欧阳修惊为天人；其记志极其精彩，与韩昌黎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逻辑严谨，立场鲜明，说理透彻，言简意赅，遣词造句光景一新，行文如刀劈斧凿，转折处跌宕起伏，寥寥数句便可直指要害，读他的文章让人“如游峭壁邃谷”——若是学到他的妙处，活用于八股文中，必可令文章更上层楼。
他便是八股制艺之始祖、“奸佞小人”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江西抚州临川人
明人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将他的名字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王荆公体”
时光匆匆而逝，转眼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经过了明清的贬抑、民国的翻案、新中国成立初的褒扬之后，大家终于将王安石的史论、碑志、游记乃至政论都研究得七七八八了。而政治运动的热潮消退之后，也终于开始有学者回归到文学本位上，提出要从纯粹的文学角度，去考察王安石的作品了。
这次人们盯上的，是王安石的诗词。
诗言志，这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创作者内心的文学体裁。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诗词大家在惨遭剧变之后以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怀，甚至留下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南唐后主李煜，年轻时创作的各种作品格调非常一般，往往都是“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样的浓艳词句，然而国破之后，他忽然就写出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命运之无常，实在是令人感慨。
而王安石也不例外。
他早年才气纵横，年少轻狂，自以为日后必然大有一番成就，在《龙泉寺石井二首其一》中敢放言：“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他在《登飞来峰》中更是直抒胸臆：“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情绪激烈饱满，似乎就要破纸而出。
然而步入仕途之后，他亲眼见到了北宋三冗两积的弊政，也见证了庆历新政的无疾而终，更是亲自体会到了两次上疏不被采纳的苦闷之情，于是他的诗作也开始趋于深沉，多有老杜之风。而在变法之后，他的咏史诗更是层出不穷。有趣的地方在于，可能是阻力太大的缘故，这些咏史诗中有很多都是“翻案诗”，王安石用这种方式借古喻今，抒发情怀。而《商鞅》可谓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他主张诗文“务为有补于世”，不可无病呻吟，以诗咏史，以诗说理，这恰好趟出了唐诗之外的一条新路子——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那非人力所能及，然而我以诗说理，发人深思，谁能说境界上就差了呢？
不过他真正在诗歌上突飞猛进，反而是政治上惨遭失败、晚年退隐钟山之后的事情了。这位惊才绝艳的诗人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北宋的政治改革，昔日曾令欧阳修赞誉不已的文采被掩盖于犀利的政论说理之下。而退隐之后，他终于有了大段的时间和放松的心情，可以好好打磨一下他的诗歌了。王安石晚年的《梅花》，可谓他的大成之作：“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咏梅，却不提梅花的颜色和形态；说理，却分明没有说教的痕迹。初读只觉上口，越读越觉其精妙，含蓄隽永。人们后来甚至将王安石的诗作称为“王荆公体”——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唐代以后诗歌可单独成体的人寥寥无几，因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王安石在诗歌上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文章，这是因为他的不少写实、咏史和写景的作品内容充实，艺术上也比较动人的缘故”。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翌年任同平章事，开始着手进行变法改革。为了富国、强兵、安民，其先后出台了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新法，开启中国历史有名的变法：熙宁变法
1000年的时光匆匆而逝，王安石，这位北宋的改革家、政治家、文学家，在经历了南宋的批判、元明清三朝的贬抑、民国的翻案与新中国的褒扬之后，终于逐渐在文坛上找回了自己的位置。王安石在出知江宁府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在词中他感慨道“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存世的词作数量不多，但人们对这首词评价却极高。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文字在随后的1000年中，竟然也会经历六朝学者的评判，最后才能回归文学的本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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