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这年，梁江波身上又多了一个标签——2022年，他收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盲人研究生”成为他的新标签。作为一名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梁江波自小视力就很弱，直至16岁时双眼彻底失明，从此连微弱的光感都失去了。
梁江波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自小因为眼睛问题，求学对于他而言就难于常人。城里没有小学肯接收6岁的梁江波，父母不得已只能在家里挂起旧黑板教他认字，直至11岁那年才辗转在农村为他争取到随班就读名额。一直以来，梁江波的父母想为儿子谋一个出路，但在信息闭塞的年代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最终在儿子13岁那年，才获知江苏省南京市有专门教育盲人的学校，将梁江波送了过去。
梁江波家中还有一个小他6岁的弟弟，和他一样有先天性视力障碍。他告诉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当时父母将他和弟弟一起送去南京盲校读书。正因为在校学习了盲文，才给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了基础。
梁江波一直有一个大学梦，在初三时得知青岛有一所盲人高中，就去了那边读书。因为视障，梁江波虽然成绩优秀，但可选择的大学和专业不多。他在2006年考入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专业。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对于他而言一直是个遗憾，但他还是通过努力，在大学毕业12年后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成为该校首位视障研究生。
▲梁江波考上清华研究生后在清华大学校园。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独一无二的考试
2021年12月26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第一天，梁江波走进了清华大学。他在旁人指引下坐进考场，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研究生考试。
梁江波介绍，作为盲人能够参加研究生考试，清华大学做了很多提前准备和辅助工作。学校为梁江波设置了入校绿色通道，考试时他一人一间教室，三名监考老师中还有一位通晓盲文。
真正进入考场之前，清华大学就已经为了他的考试做了充分准备，“研招办联系我，确定我以什么样的形式参加考试。公共课英语和政治，我要求用盲文考，这样的话他们就得做盲文试卷。盲文试卷之后还得有翻译。因为我答完了他们也不认识，他们还得安排好人去翻译，然后再进行统一的批改。”梁江波表示，他公开课申请用计算机答题，故在考试之前，学校的老师还特意约他做计算机测试，全方面地满足梁江波的考试需求。
梁江波的试卷，也由清华大学提前准备好。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官方网站介绍，与一般考生不同的是，梁江波的考研试卷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其中，盲文试卷按照保密流程进行翻译并单独印制，盲文答卷也需要由不少于2人的专业人员翻译成明文答卷，互相校验确认翻译无误后，再交由各科评卷组进行单独评阅。专业课机考试题提前封装在保密U盘中，电子答卷以光盘刻录的形式备份提交。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江波走进了清华大学研究生考试考场。在第一天的公共课考试中，他记得那套试卷发下来，足足有“48页牛皮纸”。整个考试过程，他需要在盲文试卷上阅题，再在盲文纸上作答。
梁江波上午的考试从8点30分开始，在其他学生11点30分结束考试后，他还有一个半小时的答题时间。据他介绍，这是学校给他增加的时间，“因为不论是盲文还是计算机，我的速度都比普通人要慢很多。盲文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摸，写盲文底下的牛皮纸是硬的。你得去扎，也要花一定的力气还花时间。”梁江波记得，上午的考试时间非常紧张，答完题后根本没有时间做检查。
机考大多是长材料阅读分析。听完题目后，梁江波需要锁定关键语句。成功定位后，还需要通过光标移动进行文本重访问，再仔细精“读”，答卷输入也需如此。做到这些并非是具有特异功能，这一切需要梁江波在初学电脑时，就要把键盘上60多个按键位置背下来。打字遇到多音字、生僻词汇时，他还需要逐词逐句听辨，必要的时候还得查看词义解释确认选项。
梁江波就这样参加了连续2天的考试，最终他取得的成绩，初试379分，复试445.4分，这是他努力了一年的结果。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在准备考研的这一年里，他抓住了一切可用来学习的时间进行复习，“这一年我基本没有娱乐活动，上下班的早上和晚上，还有通勤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梁江波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留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与众不同的童年
上游新闻记者见到梁江波时，他正在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工作。如今，他已经是这里的全职工作人员。因为疫情，研究生课程暂时在线上进行。他说，儿时父母最担心的就是他以后用什么来谋生。在曾经的人生蓝图中，他觉得自己日后只能从事盲人按摩和推拿。对于他如今获得的成绩，在当时来看是不可想象的。
梁江波出生时就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致盲率很高的眼病。早期他还可以通过衣服的颜色来近距离辨别人，但从13岁开始，视力急剧下降，在大约16岁时变成全盲状态。
上学之前，他和儿时玩伴们一样，喜欢调皮捣蛋。那时对于眼疾，他并无太多的意识。直至学龄时，同龄的玩伴都开始走入校园，他只能待在家中，这才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小孩是不一样的。
梁江波回忆道，因为视力太差，城市里的小学都拒绝了他的入学。为此，父母只能在家中挂起黑板，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记得，父母借来课本后开始给他上课，主要学习语文和数学，“他们把教我的课文写在黑板上，每一行中间会隔一段，然后我写在下面。”这样的时光持续了5年，11岁时，他得到了去学校读书的机会。
一所乡村小学同意接受他入学。他记得，那时父亲单位的其他小孩，都有统一车辆接送上下学，而他只能由父母每天接送。虽然视力不好，但梁江波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甚至还参加过一次竞赛。他记得在那次竞赛考试中，自己因为视力不好答题慢，但答完的题都是正确的，这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惋惜，“我记得有两个老师就在我边上说话，说哎呀，这孩子可惜了，做得挺好的。”
梁江波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由于父母对教育的重视，他的学习生活虽然遇到挫折，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一些基础教育。他作为过来人，也倡导残疾小孩早期一定要去普通学校学习，“盲校教育或者是特殊学校在某个阶段可以去，当孩子时一定要和普通孩子、明艳孩子在一起玩，一起打闹。这样才会构建一个相对健康健全的个性。”
梁江波虽然成功入校学习，但随着视力的衰退，父母也越来越担心他日后发展。他们希望儿子日后可以养活自己，但因为信息闭塞，寻找特殊教育学校都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梁江波读完小学四年级后，父母在亲戚那得知南京有盲校，母亲去现场看了后决定将家中的两个孩子送到盲校读书。
感谢那份招生简章
梁江波记得，刚刚得知自己要去南京时，难掩兴奋。“我还要去外地读书，这个太牛了，还跟同学吹牛呢！”那年，他13岁。
梁江波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由于没有盲文基础，刚去南京盲校时，他和弟弟一起读一年级，而班级中像他这样的大龄学生还有好几位。“一方面，盲校需要住宿，很多家长不舍得，还有一些因为四处求医被耽误了。还有的情况，就是和我一样不知道有盲校的。”梁江波记得，自己读完一年级后就直接去读五年级，之后一直在盲校读到初三。
如今回想起这段求学经历，梁江波觉得，这对于他和父母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开始学习盲文，接受了更加系统的教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帮我建立了更多的连接。”他向记者解释，这种连接，是指他和盲人这个群体及外界的连接。在那之前，他只知道自己视力不好，但不知道有盲人群体。学习盲文之后，他可以看更多的书，这也给他打开了世界。
即便读了盲校，对于未来的规划，他可选择的并不多。在身边很多同学都选择去读中专学习针灸推拿后，他未来的路似乎也只能这么走了。“我身边没有同学去读高中上大学，前几届的学长也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你会被环境影响，但后来我真是遇上了冥冥之中的缘分，正好收到了那份招生简章。”
梁江波所说的招生简章，来自山东省青岛市的一所普通高中。当时这所学校给南京盲校初三的班长们寄了招生简章。梁江波正是初三的班长，他了解到盲人将来有参加普通高考的可能。
梁江波还向记者回忆起一件往事：在收到这封招生简章前，一位来盲校参加志愿活动的小姐姐告诉他，“你应该去上大学”。但那时的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经过努力，他成功来到青岛读高中。在入学后一年半时期间，他反复听录音、记笔记、背书、做题，全身心地投入进学习中。但到了2005年高二下学期，他被正式告知：只能参加盲人的特殊高考。这让梁江波一度想不明白自己奋斗的价值，非常沮丧。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至今，盲人特殊教育还是以针灸推拿和音乐两个专业为主。但在2014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做出明确要求：“各级考试机构要为残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便利。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这一年，被称为视障考生无障碍参加普通高考的元年。
▲梁江波在红丹丹视障文化中心工作。摄影/上游新闻记者 汪璟璟
从没因找工作发愁
2006年，梁江波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沮丧的状态在大学被一点点化开，他开始频繁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参加了播音主持的培训，还参加了很多面向盲人的客服培训等。”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红丹丹视障文化中心（北京一家致力于为盲人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创始人郑晓洁，并赢得第一份实习工作。
为了考取普通话证书，他在没有盲文教材情况下，一遍遍听示范音频，努力揣摩音频中的发音、语调和停顿，最后他成功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这项技能给他此后的人生带来很多机会，“对于盲人来讲，如果不做按摩的话，其他工作几乎很少的，但我大学毕业后，从没有因为找工作发过愁。”梁江说，他毕业后先后去了一家媒体公司和一家出版公司。
如今，他已经成为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一名员工，并在这期间收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攻读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他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鼓励和他一样的残障者，让他们知道人生有着很多的机会和可能，应该通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梁江波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目前的计划是先完成学业，之后会在社工领域去推动残障者可以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地融入社会。“我希望推进整个社会更加的开放和包容，不仅仅针对残障者。对所有的弱势群体、比较特别的一些人群，能够更加包容和开放。”
上游新闻记者 汪璟璟 实习生 李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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