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哥读史头条号消息，1641年正月的一天傍晚，黄陵城上寒风凛冽，阴雨绵绵。
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伏击战，正在这里举行。
黄陵城位于川东道夔州府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城东，这里地势险峻，四周陡峭，前有熊耳山、迎仙山，左有彭溪河，右有石柱关，实属易守难攻之地。
黄陵城
伏击战的主角，是明朝末年的农民军张献忠部。
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都是陕西人。贫困农民出身的他们，为了一条生路，走进了农民军。张献忠小时候读过一段时间的书，还参军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很快就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农民军中脱颖而出，并独立统领一支军队。
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茅坪关被明朝大将左良玉击败，被迫率领军队进入四川。然而，这正是张献忠一系列噩梦的开始。在四川，张献忠屡次被左良玉打败，落入几股明朝军队的围追堵截里，危机四伏。张献忠利用农民军机动灵活的优势，在四川境内快速流动，不与明朝军队打阵地战，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总算在四川暂时立住了脚跟。
张献忠
说是“暂时”，是因为局势依然很危险。明朝军队的主帅杨嗣昌坐镇于湖广襄阳行营，正在调动指挥各路大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按照“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对张献忠军队进行围攻，意图将张献忠困死于四川。张献忠必须寻找机会，从明朝军队正在逐渐收拢的网中撕出一条口子，跳出包围圈，从而获得生机。
这样的机会，说来就来了。
1641年正月，左良玉部将猛如虎率部追赶张献忠，从巴州追赶到开县境内，在黄陵城遇上了农民军。已经抢占了黄陵城制高点的张献忠，居高临下看到猛如虎所部是一支孤军，没有后援，便在黄陵城设下埋伏。果然，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猛如虎兴冲冲地掉进农民军的埋伏圈。
明朝军队
战斗打响了，农民军四处出击，对猛如虎部进行分割、包抄。冷雨潇潇，喊杀声震撼山谷。明朝军队人心惶惶，很快就溃败下来。农民军大获全胜。
战后清点战果，明朝军队死伤过半，猛如虎的儿子猛先捷和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在混战中被杀。
这场久违的胜利，让张献忠农民军精神抖擞，士气高涨。当晚，张献忠率部连夜出川，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进入湖北境内，来到当阳，将驻守当阳的明朝军队“一锅端”。那时候，天色微明，明朝军队还在睡梦中。为此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嘲笑明朝军队的无能：“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
农民军
邵捷春是前任四川巡抚，因与农民军作战不力，被撤职。继任者是朝廷派来的监军廖大亨，人称“廖参军”。
从地图上看，当阳位于襄阳的南部。当阳落入农民军之手后，襄阳就将直接面临农民军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当阳离襄阳只有300多里。如果农民军快马加鞭的话，还真只有3天路程。
张献忠说到做到。随后，张献忠挥师北上，兵锋直指襄阳。2月初，张献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襄阳。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有“华夏第一城池”“天下之腰股”等称号。人们说：“以天下言之，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重在荆州。”
襄阳
三国时期，关羽在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和南宋军队在襄阳展开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攻防战。杨嗣昌将襄阳作为进剿农民军的大本营，储存了大量的军需、饷银。襄阳失守后，这些军需、饷银全部落入农民军手里。
张献忠攻占了襄阳后，杀掉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杨嗣昌由于追击出川的张献忠部，没在襄阳，而是去了夷陵（今湖北宜昌），侥幸逃过一劫。张献忠在杀朱翊铭时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张献忠
襄阳的陷落，和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的被杀，令朝廷震动。朝廷虽然没有追究杨嗣昌的责任，杨嗣昌却彻底崩溃了。当时，杨嗣昌因连年征战，身心疲惫，须发皆白，罹患重病。这次遭到的重击更是雪上加霜，卧床不起，3月1日病逝于湖北沙市。
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这句话倒是崇祯皇帝的肺腑之言。放眼明朝末期，杨嗣昌是极少数能与农民军作战的明朝将领之一了，堪称明朝的“顶梁柱”。当杨嗣昌一死，明朝面对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压力，就岌岌可危了。
因此，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说：“开县黄陵城之战不是名城的陷落，也不是任何大规模的会战，然而就是这籍籍无名的黄陵城下的一场伏击，使晚明国运到了最关键的转捩点。”似乎为了印证黄仁宇先生这段话，3年后的初春3月，李自成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上以一条绫布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也结束了享国276年的明朝的国运。
这一切，都是始于1641年初黄陵城的那场冬雨……
原标题：发生在重庆开州的一场伏击战，敲响了明朝覆灭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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