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晚报消息，这支特殊的旱地冰球队，用8个月时间，让一群交流障碍的孤独症（自闭症）患者，实现了“团队配合”与“对打”。
“你相信吗？它现在是43个大龄孤独症患者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支小小的冰球队，对43个家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队员们在进行奔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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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前，这群最小16岁、最大30岁、四肢健全的孩子们，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跑”。
找一扇窗
周末的黑龙江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馆里，这43个身穿宽松蓝色运动服的队员，永远是同场训练的所有队伍中最热闹的那一群。他们动不动围作一团，有人大声唱歌，有人使劲拍手，有人张开双臂……所有人用他们各自表达“热情”的动作，将教练罗犇一次次“淹没”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
罗犇无数次伸出双手，挨个把红通通的小脸搓个了遍。他举手喊了声“集合”，刚才还围成一团的队员们，很快在他面前排成一列纵队。
对这43名哈尔滨星之梦旱地冰球俱乐部里的孤独症队员来说，这个最基本的口令，罗犇当初足足花了三堂课。“一开始是一个一个抓，抓回来‘放’在原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不要动’……”一堂课3个小时，罗犇几乎一直在整队。
这项新兴运动引进中国不到10年。它训练灵活，只需一双运动鞋、一支球杆、一只球，可以在任何场地练习。这种运动十分考验体能与团队合作精神，在国内十分流行。对普通人来说，10分钟掌握规则即可上手。
但这群“从不与人交流”的队员，别说抢球、团队配合和对打，就连带球移动起来都“几乎完全不可能”。就连普通小孩最容易掌握的“正摇跳绳”，罗犇总共花了12堂课去反复训练。
在他无数次尝试、无数次突破一个个“身体协调高难课题”后，罗犇意外地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他意识到，他或许已经在这些禁闭的内心里找到一扇窗。
他的队员们，现在可以穿越障碍、击打冰球、将球传给同伴射门——今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一次旱地冰球对抗赛上，这支全国唯一的孤独症旱地冰球队，震惊了当时在场的所有观众。
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表现，看起来基本与普通人无异。罗犇只要一声哨令，队员们全部朝他奔跑过来。他们跑到终点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罗犇击掌。这种奔跑训练，每堂课要重复30多次。这个胖乎乎的教练，无数次举起他宽厚的手，回应孩子们的击掌。
这是这个42岁的男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刻。8个月前，这43个最小16岁、最大30岁、四肢健全的孩子们，根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跑”。
正午的阳光透过场馆顶层的玻璃，暖暖地洒在孩子们的肩上。那些“放飞自我”的笑声和喊声，填满了偌大的体育场。
中国孤独症患病率为1%。大多数大龄孤独症群体最终无处可去。这种疾病不可治愈，终生需要陪伴。
孩子们在球场上的表现，看起来基本与普通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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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的青春
侯琳的儿子有一次独自在家，暖气突然跑水。她回家时，看到儿子只穿个裤衩站在水里。“他14岁了，可是他不知道求助。”
她的儿子两岁时被诊断为孤独症。那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星之梦俱乐部所有接受新晚报采访的家长，几乎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祁雪莲在儿子确诊为孤独症后，和丈夫跑遍国内知名训练机构。比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令她痛苦的，是一次次被判“死刑”后的恐惧、绝望和崩溃。“一开始总幻想：只要坚持让孩子接受训练，孩子长大了就没事了。可是所有医生都说这是‘绝症’……”孙大梅在儿子被确诊后辞了职。这个曾在职场闯出一番成绩的女人，抱起儿子，过上了四处奔走、与丈夫长期分离的生活。
这是一种损害最广泛的发育障碍疾病，体现为语言沟通障碍、社会适应障碍和刻板行为。中国的患病率为1%，呈逐年上升趋势。
医学界尚无法确定病因。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贺苏经多年临床调研发现，最大的痛苦者不仅是患者本身，还有每一个患者背后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的家庭。这种不可治愈的疾病，需要终身陪伴。医学目前能做到的，是通过儿时科学的干预训练，培养一部分自理能力和简单的工作能力，降低致残率。
这些母亲无数次在内心“演习”自杀。李岩在儿子4岁被确诊孤独症时，想过死；抱着儿子蜷缩在北京一家医院附近暗黑的小旅馆时，想过死；被情绪失控的儿子打两拳时，想过死；带着儿子四处靠卖保险打零工时，想过死……好不容易熬过“送哪都没人要”的幼儿园阶段，上小学儿子在教室哭闹，她只能整日站在操场上“陪读”，有一次被突袭的暴雨淋得浑身颤抖时，想过死……
大龄孤独症群体更多表现为青春期的情绪异常。残酷现实是，经过训练机构和义务教育，到了大龄，他们无处可去。哈尔滨与全国情况普遍相似，相关托养机构目前空白。
他们最终回到家里。父母对他们寸步不离。很多孤独症患者在这种脱离社会的环境中能力退化。而他们的父母，正在老去。
李岩3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躺在病床上，这个50岁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委屈，以泪洗面。她无数次假设，要是自己死了，23岁的儿子要怎么活呢？这个被生活无数次打击的女人意识到，现实逼迫她必须擦干眼泪。因为“只有我活着，我的孩子才能活着”。
这支小小的旱地冰球队，成为这些特殊家庭充满力量的支撑。对这些父母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带给他们短暂“解脱”。
孩子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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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遇上病人
最开始，场上有多少个孩子，就有多少个家长。后来，家长们就偷偷躲在远处，注视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罗犇理解这些敏感而脆弱的父母。起初，他坐在家长堆里观摩了一堂课，对这些孩子产生好奇。相比冰球，旱地冰球运动量更大，而且不能偷懒。罗犇了解到很多常年待在家的大龄孤独症患者，原本就缺乏运动，结果变得越来越懒。“所以一开始，我就让家长配合我，给所有队员养成良好作息。”现在，他的训练课达到每周3堂课，帮助队员通过运动释放身体能量，提高睡眠质量，从而达到情绪上的稳定。
后来，罗犇有了“野心”。他反复拆解旱地冰球的比赛程序，从练哨声、练协调性开始，一步一步让队员们听懂规则，学会配合。在今年9月那场震惊四座的比赛后，他赢得了所有家长的信任。
“我发现我家儿子最大的变化是不偏食了。”孙大梅对新晚报记者说，她明显感觉到儿子有了更多交流意识。在她每次使劲在场外喊“儿子加油”时，她发现儿子竟有了听到加油应有的反应。
孩子们每一个变化，哪怕如此细小，都能被敏锐的父母察觉到。“社会对孤独症有误解，认为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其实所谓的奇迹，都是罗教练反复的训练。”孙大梅说，“‘高功能孤独症’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是障碍明显的典型孤独症。我儿子12岁就考过钢琴十级，可儿子根本不是天才。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努力……”这个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陪伴儿子的母亲，哽咽了。
“我以前在一个机构看过这样一句话：正确的方法，持之以恒的训练，再加上坚定的信念，才能让你孩子有好的结果，但是不要盼望治愈。”祁雪莲对新晚报记者说，“我们把要求放低，就会发现孩子每一个变化都超出我们的意料。”
为了这个公益俱乐部的训练课，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城市四面八方赶过来。有人来回需要坐4个多小时公交车。但他们很少缺席。这些孤独症患者的家庭背负着沉痛的、无法被他人理解的情感。罗犇与这些父母们的相处始终小心翼翼，不触碰他们心底里比海更深的脆弱。
这支小小的旱地冰球队成了这些特殊家庭力量的支撑。它是43个大龄孤独症患者脱离社会后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对这些父母来说，它是一种精神寄托，带给他们短暂“解脱”。
“他们现在可以趁孩子训练去买买菜、逛逛街，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玩玩手机。”罗犇告诉新晚报记者，这是家长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罗犇与43个孩子的缘分，更像是“病人和病人才有的理解”。他说，他4年前曾因焦虑症在医院住过两个多月。那曾是他人生的谷底。“在那里，医生控制患者的方式，只会用两根绷带把你绑在床上……”
后来，他的母亲把他接出医院，花了整整两年时间，陪伴他从谷底慢慢爬出来。因为经历过“分裂”与折磨，所以今天，他选择走近这群孩子，想带他们慢慢往外爬……
在社会的服务和供给目前没有跟上的时候，这些父母在“自我救赎”的同时，也在多方努力，争取更多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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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探一条路出来
“你相信吗？其实我现在更加爱我的工作。”祁雪莲对新晚报记者说，“我现在几乎不会因为个人原因耽误工作。我只有变得自信，才能更好地保护我的孩子。”
这些母亲，在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希望中努力“自我救赎”。目前，我国大龄孤独症患者面临养护、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迫切希望能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李岩告诉新晚报记者，目前越来越多父母正在为大龄孤独症群体相关保障权益而奔走。
国内外经验表明，由于孤独症患者的特殊性，他们和其他残疾人一起就业并不现实。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养护＋就业”的机构是最理想的模式。此种模式可以概括为：建立附有小型工厂、超市等养护机构，政府购买一部分服务，供孤独症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劳动生产和生活。目前，在美国、日本等地，这种模式已经非常成熟，成为解决孤独症儿童和成人托管、劳动和养老的最理想模式。
这种“庇护工厂”和专业托管机构，正是李岩他们最大的心愿。“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这世上，我们的孩子，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这一年间，家长工作站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正努力丰富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让大龄孤独症患者有尊严的生活——这注定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路。“不管怎样，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一直很坚强，我们正努力探一条路出来。”李岩说。
和群里的其他所有家长一样，这个50岁的母亲从没有放弃奔走。
她告诉新晚报记者，就在儿子确诊孤独症那年，她又怀上了一个孩子。“当时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我后来放弃了那个孩子。”李岩说，“我同时也把最后那扇希望的门关上了。但是，我从没有后悔过。”
（原标题：孤独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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