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技艺需要毛笔、起子、针锥棕刷等数十种工具，其中部分必须手工制备。图为干补法在补破阶段用到的部分工具。

2017年4月，古籍修复技艺走进世界读书日暨重庆读书月解放碑步行街主会场，与市民亲密接触。

2014年11月5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文化局局长参观重庆图书馆，感受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魅力。

源远流长的中华5000年文明得以绵延至今，浩如烟海的一本本古籍功不可没，来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内现有古籍5000万册。在拥有3000年历史的重庆，通过普查摸清家底，共有古籍收藏单位43家，藏有古籍4万余部50余万册。

50余万册经古籍，不仅记录下了重庆的悠久历史，而且其中的不少孤本，也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

以纸张为主要载体的古书，在悠远的时间长河中，不免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坏。

修复，势在必行！

在重庆，拥有古籍修复技艺的专家只有8位。随着古籍修复技艺入选第六批市级非遗名录，让这项“一招一式极为考究，起手落笔皆有道理”的传统技艺，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秘颇有些神秘色彩的“古籍修复师”，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样工作的。

修复渊源

明代兴起，抗战时蓬勃发展

今年47岁的许彤，从事古籍修复已有十余年时间，作为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人，她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本本“满身伤痕”的古书。

许彤说，古籍修复并不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技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以前。当时，古籍装帧形式以卷装为主，古籍的装裱、修复被称作装潢、装褙。明代起，竹纸生产克服瓶颈，雕版印刷技术进步，四川盆地成为全国重要的造纸及印刷中心之一。作为造纸和印刷业的下游产业，古籍修复和书画装裱行业也在重庆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本属于蜀派分支的重庆，因为陪都八年的特殊经历为本地技艺注入了南北大融合的基因。

许彤说，当时，重庆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全国七大书局齐聚山城，在民生路一带形成了最为集中的书铺一条街，旧书店则集中在连接民权路和民生路的米亭子街。

茅盾笔下的《旧书铺》就在米亭子街，张恨水也曾在这条街上找到了他遍寻不得的《两当轩集》，称“见一残本，凡两卷，碎其封面矣，书贩以白纸补之”。

当时的旧书铺皆是如此，前铺卖书，后铺用于古籍修补、装订。

另一方面，中央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武昌艺专、正则职业专科学校等国内一流美术高等院校迁入，徐悲鸿、傅抱石等大家云集，张大千多次来渝举办抗战画展，促成了刘少侯等国内著名的装裱匠人移居重庆，当时本地人赖廷真的稻香阁也是文人画家常常光顾的专业店铺。

另外，全国书画三大号之一的淳辉阁迁至重庆，并在此扎根。

这些，都让重庆的古籍修复技艺，得到了融众家之长、蓬勃发展的机会，南北技艺的交流和碰撞使得重庆地区的古籍修复技艺形成了以南派为核心，兼容并蓄的特色。

修复技艺

修补一本古书要二十多道工序

补书，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却是一道极为磨人的工作。一般来说，修补一本古书至少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

说起自己醉心十余年的古迹修复技艺，许彤用了一句非常美丽的诗句来形容——“一招一式极为考究，起手落笔皆有道理”。

许彤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不仅需要高超的修复技术，还需要集古籍版本知识、古籍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能力于一身。

古籍修复分为准备、修整、复原三个阶段，仅仅是在准备阶段，就有包含分析、核查、分解书籍、揭书页、配纸、染色、书页去污、制糨糊等在内的7道工序。

其中最难的，要数揭书页了。

当一册虫蛀严重，书内污浊脏物不少，同时还有霉斑等时，必须细心地用软刷、镊子去清除脏物。当书页霉斑累累影响书品的质量时，必须小心又熟练地进行技术处理。有些容易烘染走色的红、蓝格纸书，不能按常规技术处理，需特殊处理。

当一册古籍，由于潮湿或水浸等原因，由于长期重物压实而形成了严重粘连或硬邦邦的书砖，无法用常规技术揭页，必须根据古籍的纸质不同而灵活处理。如拉力强度较好，可以采用浸泡洗净揭页；如纸质脆腐碎散，则用蒸汽洗揭法；如二者兼有，可以按这两种方法轮换灵活处理。

修补破损书页则要依据书页破损程度不同，用上干补、湿补、托补、衬纸等修补方法。

许彤说，古籍破损情况复杂多样，一般以虫蛀为多见。如属纸质拉力较好，虽虫蛀孔洞大小不一，蛀洞多多，可是面对这些细小的蛀洞，并不能一张纸贴在书页之后了事。

所以，为了让整本古籍能够重现昔日的模样，补洞后的纸条宽度都在0.25—0.35厘米之间。要将纸张剪裁到毫米计，其间难度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古籍修复技艺工艺流程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和要求之高，是其它手工技艺难以比拟的。许彤说，这些生产技艺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并且难以为现代技术所替代。它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技术基因，是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

“古籍医生”

重庆只有8位专业修复人员

每天，许彤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在修复室内与各式各样的古籍打交道。

来自重图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经过历代古籍修复人员的努力，已经修复古籍104部10453页，如（清）骆成骧殿试卷，明刻本《妙法莲华经》等。修复明拓本《七佛圣教序》、篆书（残）、（唐）安国寺碑等拓本、拓片4658平方尺。

同时，修复人员们还将古籍修复手法应用于具有重庆特色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上，成功修复《抗战时期形势图》等民国时期地图181幅。

104部，仅仅是我市亟待修复的古籍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许彤说，在他们面前，还有大量藏于库房的古书，等待“疗伤”。

但会这门手艺的“医生”却只有8位。而专业修复机构，更是只有重庆图书馆一家而已。“这不仅仅是重庆才有的现象，其实古籍修复和传拓技艺在全国的传承都存在一定困难。”

为什么后继乏人？

许彤坦言，修复工序繁复，人才培养周期长是最主要的。古籍修复技艺技术难度较大、工序繁复、习艺周期长。培养一个符合最低级别古籍修复师资格的五级修复师需要3至5年的学习实践时间。

因为待遇低、发展前景不明、工作性质枯燥、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晋升渠道狭窄缓慢，导致行业后继乏人。

除此之外，现代机械化操作对古籍修复造成了冲击。许彤说，古籍修复技艺虽然也不断吸纳科技进步的成果，但多种现代化机械和化工产品因其廉价、快捷而冲击了细腻精致的传统工艺，不仅影响技艺传承，更不利于古籍保护。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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