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在上海浦东新区瑞和城三街社区搀扶进行核酸检测的老人。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资料图片）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消息，一份由大学生创建的“上海医疗紧急救助”共享文档里，4月10日，编号已经排到了1688条。求助者的情况描述都不长，却意味着一个个急需解决的困境，新冠阳性患者的血透问题、精神科患者的断药问题……
有求助者打来电话时失声大哭，有得到帮助的人想要送去锦旗，在这份共享文档里，信息的传递，变成了一场生命接力。
文档很年轻，成立12天，仅凭社交网络转发、校园媒体扩散，招募学生和社会中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分工明确——核实组打电话联系求助者，棘手难题留给跟进组，宣传组把文档推广到更多平台，还有法律组、医药组、渠道组、数据组、表格组等。
截至目前，大约三分之一在文档中登记信息的求助者得到了帮助，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截至4月10日，“上海医疗紧急救助”共享文档里的总数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三学生华融琦最先产生了创建文档的想法。他是上海人，在校园里组织过驰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为河南郑州暴雨灾害募捐物资的活动。3月30日，他见上海疫情渐趋严重，建立了共享文档分享到朋友圈，由此招募到最早的一批核心成员。大家通过校内媒体等各种渠道扩散，召集身边的同学和社会热心人士，短时间、小范围地形成了刷屏现象，“我一打开朋友圈，连刷十几条都是这个共享文档。”宋佳旻对笔者说。
宋佳旻也是一名学生，是团队里的核心成员，她评价华融琦“性格开朗，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做总体规划也乐于牵头公益活动，大家都很信任他”。
到目前为止，微信群志愿者总人数有200余人，常态化维护文档的有几十人，大学生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去联系求助者，帮他们找解决问题的渠道，“有时候我马上要上课了，就把电话号码发给‘弟宝’帮我对接。”核实组组长赵怡萌说。
赵怡萌口中的‘弟宝’是一名18岁的大一学生，叫徐懿行，因为在团队里年龄最小，大家喜欢喊他“弟宝”。他曾参与过一些急救培训，可以简单判断求助人是否有生命危险，然后负责把求助人信息分配给不同的医生，由医生志愿者帮助他们。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徐懿行发现求助者中老年人较多，他们本身有常见的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长期服药。一旦社区封控，家中药物短缺，他们就很难买到药。年轻人能利用各种网络软件，老人不会用，甚至没有听说过。
徐懿行接触过一位独居老人，有尿毒症，需要做血透，必须去医院，“这个很难办，得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协调”。他提前联系好医院，打电话给居委会开证明让老人出门，帮老人找车。找不到车，居委会和街道也没法给老人安排车辆，徐懿行帮老人叫了网约车。
他还提到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老人，接电话时，老人在电话那头哭，她说：“求求你，求求你，帮帮我，这个真的很痛很痛哦。”老人新冠核酸检测阳性，在酒店隔离，因为本身有痛风和高血压，走不了路，当地志愿团队因为一些限制，不能直接对接。徐懿行把街道和隔离点的电话号码给老人，教她怎么打。后来，居委会、街道的工作人员帮老人从家里把药拿到了隔离点。
一些老人给徐懿行打过电话，问题得到解决后，会很信任他。再打电话来时，会问一些细小的问题，徐懿行会耐心作出解答。比如，“马桶会不会传播新冠？开窗会不会传播新冠？莲花清瘟能不能预防新冠？”
互助模式开始突破年龄界限，徐懿行说：“好多老人特别热心，一心想帮助别人。有个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八九十岁的老人，颤颤巍巍的，非要当居委会志愿者。我劝了半天才给劝回去。”
他和团队里的其他同学关系很好，即使之前从未见面，因为这份文档聚在一起，他喊核实组组长赵怡萌“赵姐”，并笑谈“天下大学生是一家”。
比起“弟宝”，赵怡萌更感性，身为核实组组长，她每天晚上几乎都在处理求助信息，打电话、开例会复盘。“说实话，我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我家里人得癌症了，因为睡前处理的几条信息，都是恶性肿瘤病患。”但她要求自己更加理性地去判断这些信息，“不要把自己带进去了，反而帮不了他们。”
要核实、跟进大量信息，赵怡萌加了20个微信群，新信息提醒小红点上的数字总在不停地往上升。她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吃饭、洗澡、洗衣物，晚上课前还要给新手志愿者开培训会。她下课后要开每天的工作例会，例会结束后也有一些求助信息需要对接。
志愿者的微信群列表截图。
除了这群大学生，上海被封控在家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份文档的建设和问题的解决中。25岁的杨西是一名法律从业者，一开始他在网上看到一位老人没有医院收治，感到气愤，觉得社会不应如此，他想给老人买点饭，但后来朋友提醒他，相比于吃饭，药品缺乏和就医困难的情况可能更加危急。
杨西上网找类似的渠道，刚好看到那份文档的链接。“不点进去还好，一点进去发现很多求助信息都很严重，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他说。
为了规范工作的整体流程，宋佳旻制作了一份试卷，内容是参与这项志愿活动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打电话应该问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有没有确诊，在哪家医院，有没有家属陪同……“其实是一份工作指南，让志愿者能熟练掌握操作。”这些问题，成了杨西之后几天挂在嘴边最多的话。
利用休息时间，他负责接求助者的电话，在两天的周末时间里，他为四五十条求助信息解决了问题。他发现求助电话大致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求药的，另一部分是求看病的。“有时候从晚上10点开始，一个小时可以接20个电话。”相比与求助者共情，他更倾向于冷静询问。
由于上海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线上买药难，线上药店每个小时可能只开几分钟，“一开的话，几千个订单涌进来，药店处理不了的，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都不一定抢得到。”但在杨西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药搜得到，可以直接给药店打电话，问库存，再询问线上开放时间，知道了时间再去买，大部分是可以买到的。”他向笔者介绍，今天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帮5位求助者买到了药品。
从事法律行业，他工作逻辑严密、善于分析，在对接文档信息时，他也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认为很多情况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信息衔接起来”。他从100个求助者中用关键词筛选了所有糖尿病患者，并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微信群里，如果不会操作，就让家人进群，集中说明买药渠道，“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前一条一条地处理，一人一天10条就很多了，但这样我一个小时帮助了19个糖尿病患者。”
范炉冰今年30岁，住在被上海封控的小区里，通过朋友的转发了解到这份文档。“我觉得我必须得作出一点努力，因为这些求助者面临的困难，可能是将来我的父母或我自己也会遇到的。”他读书时家里不富裕，收到过来自社会的资助。拥有这样的经历，他产生了强烈的、帮助他人的愿望。
他利用个人公众号，发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参与进来，冷静地去面对疫情。周末空余时，范炉冰还会去社区帮忙送药，他认为“志愿服务是社会资源的一项辅助功能，能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人”。
求助者的反馈。
解决问题的过程并非一切顺利，也有碰壁的时候。有一名急性肾衰竭的患者，已经全身浮肿，又检测新冠阳性，需要120救护车，但医疗资源有限，志愿者也没法联系调动车辆；精神科患者买药有限制，有些药买不到，能买到的药也需要身份证才能拿到；帮忙找好了药店，患者要自己去买，去了以后线下药店则没开门。
文档的建设者们逐渐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渠道，制作出相应的寻医求药的指南。比如，买药之前可以先搜索“上海药店”，查询哪家药店在售这种药品，通过自我解决的方法分流一部分，减轻志愿者的工作量。基于前期积攒的信息，他们又创建了一份“就诊地图”，求助者通过什么渠道在哪里顺利买到了哪种药，都有详细的记录，不透露任何隐私，但能将够药方式直接共享给更多需要的人。
除了接收求助信息，这群年轻人也会主动去收集。他们在微博“上海抗疫求助”的超话中看到不少求助信息，录入文档后，核实组和跟进组会尝试帮忙解决。
他们知道，共享文档有不方便使用的地方，老人不会填，需要联系家属协助；一条一条收集，需要大量人工录入、核实、跟进；相当一部分问题解决不了，志愿者会试图联系其他社会组织。
通过这份文档解决困难的人，不少会来反馈，或者发感谢的短信。有人邀请志愿者等疫情结束，来家里坐坐，有人想送面锦旗。“我们是一支临时的团队，由一份共享文档相连结，甚至算不上组织，不用了。”
范炉冰对笔者说：“年轻人虽然社会资源不多，但一起合力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形成社会的一种风尚，参与的人多了，大家会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
“做这件事是有风险的，但年轻人敢担当，敢去做，再加上精力也好。”杨西这样总结他们的优势。
“虽然缺少一些社会资源，但大家的合作氛围很好，都在努力做事去解决问题。”宋佳旻对笔者说，“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整个团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
原标题：上海疫情下，这些年轻人拉住老年人的手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