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消息，一群年轻有为的官员，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突然被一顿饭给稀里糊涂地打倒了。

有人表示不服：这纯属小题大作！有人却认为，这是政敌有意陷害！

仔细分析一下案情，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要知道，法律不只为那些大贪官大污吏们准备，不管你是谁，廉洁自律都很重要！

1

驻京办聚餐，经费怎么办？

在宋朝，京城里也设有“驻京办”。

那时，这个机构的名字叫“进奏院”，地方州镇的官员如果到首都朝见皇帝，或者办理其它事务，一般都住在这里。

注：进奏院，古代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一般只有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汉朝初建时称“邸”，唐宋时期称为进奏院。

一开始，进奏院归各地管理，主管各项事务的进奏官，既要负责向朝廷报告本地情况，也需向本地及时汇报朝廷上的大事小情，并传达朝廷的诏令、文牒。

后来，宋朝政府进行了机构改革，将进奏院纳入中央直接管理范围，其主要负责人也由朝廷任命，所需经费由朝廷统一编入中央预算。

这样一来，进奏院的地位上升了——成为朝廷协调、控制地方州镇的重要机构，同时负责编辑“邸报”，这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了解时事的重要窗口。

自然而然地，具备如此重要功能的进奏院，就成了朝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竞相角逐的权力焦点。

这时，其最高长官称为“监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院长”。

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时任院长一职的是苏舜钦，也就是《沧浪亭记》的作者、著名词人苏子美。

他与欧阳修关系密切，深受到改革派领袖范仲淹的赏识。

除此之外，苏院长还有一个身份——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

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与出身，他结交了许多朋友。

这一天，正逢“赛神会”（纪念字神仓颉的民间节日），除相关祭祀仪式外，宋朝人还喜欢搞一些团聚活动。

进奏院的同僚来找苏院长，说：马上到赛神会了，下班之后同事们应该找个地方聚聚。

苏院长欣然应允：那就按惯例办吧。

聚会得花钱，但是，这一般不会让大家掏腰包。

怎么办？

2

废纸换酒钱，饮罢吐狂言

进奏院虽然没有什么创收项目，但也有一点儿“外快”。

别的没有，这单位废旧公文特别多。

大家每天办公都会产生大量的废纸、废信封之类，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积攒一批。

拿去卖钱，正好喝酒。

苏院长没觉得有啥问题，那就这么办吧。

官员们挺高兴，大伙张罗着把废纸归置起来，拿去卖。

卖废纸的钱好像不太够，苏院长一咬牙，自己掏了10两银子，“其余诸人也醵金有差”。

也就是说，大家也都凑了份子，数目不等。

借着本单位聚会，苏院长顺便邀请了一些朋友参加，多是年轻有为的政坛新生代。如：

王益柔，朝廷秘书局副局长（殿中丞）；

江休复，朝廷秘书局副局长（殿中丞）；

周延让，朝廷秘书局副局长（殿中丞）；

王洙，工部司长（工部员外郎）；

章岷，皇室祭祀礼仪局副局长（太常丞）；

徐绶，朝廷机关房屋管理局局长（将作监）；

吕溱，朝廷机要局处长（著作郎）；

宋敏求，朝廷秘书局处长（秘书郎）；

周延隽，太学教授（太常博士）；

刁约，太学教授（太常博士）。

当然，驻京办这种聚餐也不是谁想参加就能来的。

太子府里的一名处长（太子中书舍人）名叫李定，平时很喜欢舞文弄墨，一听说进奏院搞聚餐、参加的多是知名文人，就犯了瘾。

他让人带话给苏院长，说自己也想参加。

奈何苏舜钦看不上李定的为人，一口回绝了。

注：宋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据之。”所谓“任子”，指凭借父兄的功绩而得以保任授予官职。

聚餐如期举行，大家喝得都挺尽兴，席间觥筹交错。

苏院长一高兴，还命人召来两名官妓来奏乐助兴。

正所谓“酒壮英雄胆”，酒劲上来，这些平日里还算谦虚低调的政坛精英们卸下了防备意识，嘴上就没有把门的了。

大家针对朝堂政事纷纷各抒己见，高谈论阔，不亦乐乎。

王益柔还当场作了一首《傲歌》，其中有两句:

“欹倒太极遣帝扶，孔子驱为奴。”

这意思是：喝酒要是喝醉了，就让皇帝老儿亲自来搀扶咱，把孔子当成奴仆使唤！

啧啧，这是有多狂妄！

3

有人来举报，罪状有三段

进奏院借赛神会名义大搞聚餐，这事迅速被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王拱辰（御史中丞）知道了。

注：御史台负责监察工作，监督官员的作风建设是其职责之一，御史中丞相当于御史台“台长”。

有人说，李定被苏舜钦拒之门外，伤了自尊心，因而恼羞成怒，转身就去御史台举报他们。

公款吃喝啊！这还了得？王拱辰觉着这事必须管。

于是，他命监院御史刘元瑜、鱼周询弹劾参加聚会的众人。

宋仁宗接到报告，简直是怒发冲冠，下令立案调查，并将案件交开封府严办。

开封府接到诏令，连夜行动，立即赶去拿人。

这时候，参加聚会的众人刚刚散去，就被一一逮捕归案了。

朝廷如此兴师动众，苏舜钦等人犯了什么罪？

如果放到现在看，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开“趴替”居然叫官妓来助兴，这个问题最大。

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所以问题不在这里。

御史台提出了3条罪状：

其一，“监主自盗”。

公家的废纸卖了就是公款，用以私人聚会，相当于贪污公款！

这个罪名主要针对进奏院的负责人苏舜钦和刘巽。

其二，“燕集喧闹，近于宫门”。

一群人在皇城重地附近大吃大喝，席间王洙还与“妓女杂坐”，即与官妓有亲昵举动。

更要命的是，参加聚会的江休复等人还在服丧期间，参加这样的娱乐活动实在是十分不妥。

其三，“放肆狂率，抵完先圣”。

聚会时，王益柔趁着酒劲作《傲歌》，对先圣孔子和当今圣上都有大不敬之语。

说的很明白，这里边数王益柔罪责最严重！

张方平、宋祁、王拱辰等大臣不遗余力地使劲抨击王益柔，甚至主张应该砍了这个大不敬狂徒的脑袋！

当朝三位宰相，除苏院长的岳父杜衍外，还有章得象、晏殊，但是，二人对此案都不置可否，没有明确表态。

杜衍想替女婿申辩，又碍于身份，怕触怒皇帝，不敢过多发言。

一向支持苏舜钦的范仲淹此时不在朝中，只有韩琦等少数大臣为这些人辩解了几句。

宋仁宗本来是生了大气的，想重办这一干人等，不过，韩琦的一番话让他有所醒悟：

“张方平等人都是陛下的心腹近臣，今西方边陲用兵，国家大事何等险阻，他们不为陛下出谋分忧，反而借小事一同来攻击一个王益柔，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皇帝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怒火稍稍平息，没有人被杀头，也没有人被判刑。

4

申诉皆无效，最终被罢官

即便如此，苏舜钦等人也分别受到了很重的处分：

苏舜钦，判监主自盗罪，除名勒停；

刘巽，判监主自盗罪，除名勒停；

王益柔，作《傲歌》，降为州镇税务官;

王洙，与妓女杂坐，贬至濠州;

江休复，服丧参加聚会，降为蔡州税务官;

刁约，服丧参加聚会，降为海州通判；

周延让，服丧参加聚会，降为宿州税务官；

周延隽，服丧参加聚会，调至太常寺任职；

章岷，降为通州通判；

吕溱，贬至楚州；

徐绶，降为汝州叶县税务官；

宋敏求，贬至集庆军任司法官。

降职的降职，离京的离京，这还都过得去，最严厉的就是上边提到的“除名勒停”。

要知道，在宋朝“除名勒停”是对在任官员的最严厉纪律处分，相当于被开除一切公职！

注：除名指除去官籍，不再拥有官员的身份；勒停指解除所担任的一切本、兼职务。

苏院长非常不服气。

律法是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涉案的政坛精英都是经过科考的人，懂法。

被抓后，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法律条文努力为自己申辩： 

针对“监主自盗罪”，苏舜钦认为适用法律不当，卖废纸聚餐是“循先例所为”，不能算违规之举，自己这样做是“体恤吏人”，而非蓄意盗取。

并且，即便他的罪名成立，也不应该判处“除名勒停”，因为律法里有规定：

“私贷官物有文记准盗论，不至除名，杖九十。”

说我贪污公家财物，即便有证据，也不至于将我除名，我愿意挨90大板，只要不除名就行。

对于加在其他人头上的罪名，苏舜钦也都进行了辩护，核心观点就是此案小题大作，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故意找茬！

为啥故意找茬？

苏舜钦认为这是“台谏斗争”，是御史台借机炮制冤案，向他们这些改革派官员和他的岳父杜衍发难！

但是，上诉无效，皇帝维持原判。

苏舜钦只得以平民身份闲居苏州，从此郁郁不得志，40岁就因病亡故了。

其岳父杜衍也受此案冲击，不久后罢相离京，降为兖州知州。

5

大家来说理，到底冤不冤？

不仅这些人自己觉得遭了无妄之灾、真是冤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觉得他们冤。

直到苏舜钦去世后，欧阳修还在为苏舜钦喊冤，认为这桩“进奏院案”是朋党之争造成的。

驻京办的一个饭局，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事件。

这到底是不是冤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御史台接到报告，说有官员涉嫌违律，该不该管？

当然应该管，这是御史台的职责，不管反倒不对。

因此，苏舜钦等人认为此案完全出于“台谏之争”，没有道理。

第二，进奏院卖废纸的钱属于什么性质？

无疑，这些钱应该是公款而非私款。

进奏院同僚借赛神会聚餐，还邀请十来位其它部门的官员一同参加，这是私宴而非公宴。

公款用于私宴，就是公款私用！

根据《宋刑统》的规定，苏舜钦、刘巽作为进奏院的负责人，指使下属公款私用，正好是“监主自盗罪”。

这么说来，案件审理时给予的定性是准确的，苏舜钦的“惯例说”不具有法律意义。

第三，参加聚会的王益柔，身为臣子作《傲歌》以辱先圣，有文字为凭；参加聚会的其他官员醉酒议政，也是事实。

《宋刑统》有“大不恭”罪，王益柔等人的行为正好符合这一条。

根据《宋刑统》规定，犯此罪者，严重的要问斩，情节最轻的也要判两年有期徒刑。

第四，《宋刑统》还有不孝罪，指的是“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者”。

这是说，在服丧期间私自脱去丧服、参加娱乐性活动，犯此罪者“徒三年”。

即便“遇乐而听”也不行，也要“各杖一百”。参加聚会的十多名官员中，江休复、刁约、周延隽、周延让均在服丧期间，在那里又吃又喝、饮酒作乐，刚好犯了这一条。

综上分析，虽然不排除此案有党争成份，但就案情本身来说，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其处理并无不妥之处，苏舜钦等人的辩解站不住脚。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朝廷对于这些人的处理其实还是留有余地的，不算重判。

所以，清代乾隆皇帝看到宋仁宗的这个处理结果觉得很不爽，批注如下：

“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

苏舜钦用公款吃喝，这是只是小事一桩，你把它当大事办了，给人家来了个除名勒停的严重处罚；王益柔侮慢圣贤，这可是大事，应该重惩，你居然降了个职就完事了。

乾隆借此批评宋仁宗：什么是帝王之术，看来你还没弄明白啊！

在库叔看来，在这件事上，最值得我们反思的还是“苏舜钦们”——你们年轻有为，你们志向远大，你们工作勤恳，正因为如此，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遵章守纪，为了今后的事业也应该保护好自己。

要知道，法律不只为那些大贪官大污吏们准备的，不管你是谁，谨言慎行、廉洁自律都很重要！

原标题：“驻京办”的一个饭局放倒了十几位政坛精英，卖公家废纸搞聚餐有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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